前言
新冠疫情使韩国全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大众聚集型娱乐方式的电影也不例外。电影制作项目暂停，上映无限延期，电影院日渐萧条，从业人员陷入失业状态。
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韩国全年观影人次减少了73.7%，电影总票房减少了73.3%，约5104亿韩元，产业总收益额减少了63.6%，约9132亿韩元。产业经济规模直接被打回到刚开始成长的21世纪初期水平。
而相比数字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随着疫情发展，曾创造韩国电影神话的产业结构“1999年体制”，也出现瓦解之势，电影产业结构与政策体系，均需要重构与革新。
一、疫情前的韩国电影产业结构：“1999年体制”
所谓“1999年体制”，是指20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通过政府的一系列扶持政策确立起来的，以实体影院为中心进行生产与消费的电影产业结构，是对其电影产业20多年来发展的概括。
在“1999年体制”下，韩国电影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与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的能力，在本土市场取得了50%的占有率，其确立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迫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韩国电影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好莱坞得以在韩国设立分公司，将电影直接发行到韩国市场。
在好莱坞电影强烈的冲击下，毫无招架之力的韩国电影，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持续下滑，到1993年仅剩15.9%，创韩国影史最低纪录。
为了抵抗好莱坞“直配电影”，韩国政府开始振兴电影产业，通过一系列政策性的鼓励与扶持，吸引了希杰、乐天、好丽友等第二轮企业资本进入电影业。
这些大企业以电影放映领域为重点，成立发行公司，地毯式地铺设多厅连锁影院，完成了对韩国电影产业“投资—发行—放映”的垂直整合。
韩国电影固有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构中心开始由制作公司向拥有院线的大型投资发行公司转移。希杰、乐天、秀宝等利用其发行公司与影院的垂直关系，对旗下发行的电影在银幕资源分配上给予“特殊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后，依靠巨额投资、大规模宣传与高排片率的韩国大片出现，开启了韩国电影的“千万时代”。但与此同时，韩国商业大片独占银幕资源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例如2014年曾创造1757万观影人次的《鸣梁海战》，上映期间的银幕占有率最高达69.7%，坐席占有率最高达86.3%。虽然商业大片独占银幕的问题，早已引起了韩国电影业的关注与争议，但政府对电影产业的垄断行为，则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因为在电影市场完全开放之时，韩国电影还没有实力抵抗好莱坞大片。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电影仍旧是政府交换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要想在短时间内与强大的好莱坞大片进行对抗，就要集中力量快速培育出代表民族出战的“韩国式大片”。
从2003年，第一部“千万电影”《实尾岛》的出现，观影人次超千万的韩国电影共17部，均来自于希杰、乐天、秀宝、NEW四大投资发行公司。他们作为韩国电影的代表，在与好莱坞大片于本土市场的较量中，最终平分秋色，也使得韩国电影能够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依旧获得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此种电影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朴正熙政府实行的“压缩型经济发展模式”如出一辙。20世纪60、70年代，朴正熙政府通过政治强力快速培养了一批韩国大企业，使这些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代表韩国实现经济腾飞，但最终也导致了韩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
这种以市场体量增长为主要目的的电影产业体制，最终也会造成电影资金的两极分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遭破坏、艺术电影生存空间被挤占的一系列后果。
2015年后，韩国人均观影人次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本土电影市场趋于饱和，海外市场扩展缓慢，电影产业发展开始进入停滞期。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韩国电影来说，也许是打破固有产业结构，打开新局面的一次机遇。
二、从传统实体院线到新型网络空间的转向
“1999年体制”下的韩国电影投资与制作，主要围绕实体院线上映的商业大片开展业务。
新冠疫情下实体影院日渐萧条，使得依赖影院票房收益的电影投资方向及电影制作模式均发生了改变。
在电影投资方面，由于疫情影响，许多投资的电影项目无法正常制作和上映，导致资金回收周期变长，即使在疫情期间上映，观影人次的骤减导致电影票房收益大幅缩水，从而使投资领域受损严重。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许多电影项目也开始重启，但今后韩国的投资公司考虑到疫情的长期性，投资行动恐趋于保守，许多计划的新作投资或被推迟取消。
电影投资公司纷纷在电视剧开发与流媒体平台集聚的现象，导致以实体影院为主要放映平台的头部电影减少。
但由于“1999年体制”下韩国电影市场的特殊性，头部电影的短缺，可能会使本土电影失去引以为傲的50%占有率。
这一猜测随后也得到了验证。2021年上半年，随着美国影院的复工，好莱坞“直配影片”开始在韩国扎堆上映，由于缺少与之相抗衡的本土大制作，导致韩国电影在本土市场占有率暴跌至19.1%，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
而这一情况反给中小成本电影提供了一定的上映空间，有效缓解了商业大片银幕独占而影响电影产业整体发展的困局。
中小成本电影由于故事新颖且制作成本较低，在没有竞争者且放映场次与档期延长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实现资本回收，但这也只是疫情初期的暂时现象。
在电影制作方面，由于疫情的突发性，许多正在制作或准备制作的电影项目被迫延期、中断甚至取消。
因疫情制作项目被迫延期、中断或取消的就有42部，其中包括林顺礼导演的《交涉》，宋仲基主演的《波哥大》以及马东锡主演的《犯罪都市2》，受损额高达213亿8993万韩元。
除此之外，电影项目的暂停也使大量工作人员失业，仅接受调查的88部作品中，就有186名相关工作人员失业，229名雇佣延期，处于无薪休假的状态。
而随着疫情的常态化，韩国电影界逐渐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的电影人比想象中要忙。”这是因为疫情爆发后，具有电影质感的、时长接近电视剧的网络系列剧成为制作主流。
韩国电影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纷纷转向网络市场，开发与制作符合国际流媒体平台需求的影像内容，陆续推出了《王国》、《鱿鱼游戏》等符合当下观影习惯与观影心理的作品，收获了全球大批粉丝。特别是《鱿鱼游戏》自2021年9月在奈飞上线以来，吸引了全世界至少1.4亿用户收看，成为奈飞历史观看人数最多的原创剧集。
韩国某投资发行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电影产业停滞，电影公司逐渐转向电视剧、网剧的制作，原创ＩＰ的价值将最大化，电影与电视剧、网剧的制作界限正在消失”
三、新方式打破传统序列及扶持独立艺术电影
电影的产业链性质决定了前期投资、制作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对后续其它领域造成连锁式的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电影发行“院转网”、流媒体平台的兴盛，使“1999年体制”下的电影发行、放映领域面临新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使许多正在制作中的电影项目被迫暂停，也严重影响了许多制作完成准备上映的电影。
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3月，就有调查显示，因疫情原因未能如期上映的电影约有75部，之后虽然有《清白》、《侵入者》、《活着》、《三金集团英语补习班》、《盗墓》等电影陆续上映，但也仅占统计总数的25%。
至今仍然有约40部韩国电影，54部外国电影未能上映。这严重影响了韩国电影市场宣发工作。
在韩国，发行公司是要等电影上映后才能拿到剩余50%的发行费用，由于电影上映日期的变更，发行公司不得不根据需要重新制作发行策略，相关海报、预告片也需要二度修改制作。
长期资金不到位以及多出的工作量加大了发行公司的运营压力。疫情期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曾对韩国电影发行公司协会中的49家公司做过调查。
据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0月，韩国发行领域的受损额已有160亿韩元。自“1999年体制”确立以来，韩国电影产业的收益极其倚重实体影院票房。
2002年韩国影院票房的收益占产业总收益的88.1%，虽然在此之后每年都有所下降，但2019年影院票房收益所占比重依旧高达76.3%。在媒介融合时代，真正衡量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是否进步，要看由电影票房及其他经济收入所共同构成的电影版权收入是否与电影产业发达国家趋同。
根据好莱坞电影产业成熟的经验，电影票房一般可以占电影总收益的20%—30%，在电影市场体制不完善的国家，电影票房在电影总收益中所占比例可能会超过50%。
过分倚重实体影院票房的畸形电影市场结构，使韩国电影产业的资金链和收益极不稳定，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容易暴露其脆弱性。
2020年1月31日与2月1日，韩国国内两家影院因接连发现确诊者而停止营业。截止到2020年末，韩国处于暂停歇业状态的影院共55家，关门大吉的共17家。
总结
根据国际性组织普华永道发布的调查资料显示，新冠疫情之后的娱乐传媒产业中，传统电视、报纸杂志与电影都是负增长，而电影则是最大的负增长领域。
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2022年上半年韩国电影产业销售总额已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143.1%，但也只占2019年同期的48.7%，要想恢复到疫情前的产业规模，还需一段时日。
但疫情爆发后，“1999年体制”开始瓦解已是不争的事实。后疫情时代下，韩国实体影院的主体地位虽难以动摇，但流媒体平台的兴盛、影像作品边界的模糊和大众观看习惯的改变，使韩国电影人凭借新的平台再一次引起世界关注。
固有的电影产业结构已“破”，今后怎样重新“立”于世界，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