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日子里鲜活的场景——访摄影家康泰森

摄影／康泰森　　采访／阳丽君　李德林

我关注生活场景中那些有趣又具有当代特征的元素和符号，并力争以幽默风趣的画面表现出来。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是记者出身？请简要分享一下你的摄影经历。

康泰森（以下简称康）：1975年底，我进入北京化工二厂，是一名操作工。70年代末，我喜欢画画，用水泥在车间小院原有的鱼池中间塑了一对海狮，还把立着的那只海狮嘴里接了水管当喷水。正好央视《观察与思考》栏目去厂里做绿化美化厂容的节目，便给我做了一段专访并播出。1982年，我被调到一个新组建的车间，开始负责塑料家具设计，并在第二年初获得了去意大利工厂考察、学习的公派机会。在这次公派学习中，我同时负责照片资料的拍摄。我拿着430元买的日本理光CR－5单反相机和50mm标准镜头、三个彩色胶卷和一个黑白胶卷便出发了。十几天后回来，厂里发的胶卷用了一个，上交了另一个，那时候拍一张胶卷就要想很久。90年代再出国时，一次带上百十个胶卷也是常有的事。当初买相机是为了拍画展，留作参考资料，结果一拍照就上了瘾，反倒把画画丢了。

1986年，我被调到厂报编辑部负责摄影。一开始，我并不会拍新闻照片，拍一组化工塔群或设备加个操作工，然后请编辑配段文字就当“新闻照片”发稿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么拍有些不对劲儿。那时候，厂报编辑部订购了十多种报纸，于是，我开始坚持每天翻阅当天报纸，天天看，天天熏陶，等到月底，别人不再看这些报纸了，我就把报纸上的好照片剪下来贴在一张张纸上，回家继续看，就这样攒了一大摞剪贴照片。

摸着点门路后，我就不断地拍摄。从1986年开始，我给《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报纸投过不少稿件，并成为通讯员，特别是《中国日报》有个抓拍专栏，我拍的北京街头巷尾的照片时常被刊登在上边。1992年，我被调到《中国化工报》任摄影记者。

李德林（以下简称李）：你拍了许多经典的北京日常影像，近些年则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相对偏远的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区？

康：报社的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出差，因此，在本职工作之外，我会经常去所到城市的乡镇上转一转、拍一拍，练一练观察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湘西采访，老城门、码头、凤凰古城、沱江等，所到之处、所见之景都让我仿佛置身电影场景，这种感觉深深吸引了我。从那以后，凡是往那边出差，我都会去转一转，后来，每年年假以及春节、国庆等节假日也都会去那边拍照。一开始我只拍风景，慢慢地，画面中有了人的加入。最初，吸引我的是当地人们的外在装束，但随着拍摄的深入，我发现那里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道具、工具都非常有意思，这些在现代化的北京是不可能出现和见到的。于是，我把镜头聚焦到了最能体现人们真实状态的赶场当中。

随着拍摄范围的扩大，我还拍了一些古镇、古建筑，并且再也无法停下来。那时候没有网络，只能多方打听。以拍摄四川泸县龙桥为例，龙桥数量多、雕刻精美，是罕见的文化现象，其中龙脑桥也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由《中国摄影家》杂志承办、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的“乡土中国”摄影艺术大展中展出了我拍摄的9座龙桥。截至目前，我拍了四十多座各式龙桥。不得不承认，拍龙桥很上瘾，但也很吃力。通常，我需要坐着中巴车到镇上，然后转摩的，深入当地实际打听，一般情况下，只有老人能提供一些有效信息，最后往往会在古驿道和废弃道路上找到龙桥。不管是拍湘西的赶场还是泸县的龙桥，以乡镇为单位一个一个地拍，以至于我比许多当地人还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阳：镜头转向偏远地区后，你的切入点主要集中在哪方面？

康：近些年，随着交通的发展，电视、网络的普及，山里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也随之发生冲突，出现了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情景，这令我十分兴奋。我就在想，社会进步了，我也得找到新的切入点，不能总是重复拍摄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于是，我关注到了生活场景中那些有趣又具有当代特征的元素和符号，并力争以幽默风趣的画面表现出来。我认为，纪实摄影作品会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愈发迷人。

在拍摄中，主体很重要，但陪体也要有趣味。例如，漂亮的传统民族服饰、热热闹闹的生活场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这些往往只是表象，摄影者看到这些表象后很容易忽视了内在的东西。照片要值得品味，需要把控好细节、组合、瞬间三点，把内在的矛盾、冲突跃然影像之上，这样的照片才有戏剧性、趣味性、典型性，这三点的平衡与否直接决定了照片的成败。

生活中，我自认为不太善言辞，也缺少幽默感，但在拍摄中，我却想把看到的情景组织为能逗人一乐的影像，把小事拍得风趣、幽默并且有内涵，把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体现出来。虽然我拍的是小品，但是能让人开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生活中有无幽默的情景，取决于摄影师会不会去发现，看到了能不能意识到，意识到了能不能拍下来。

李：关注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区这些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拍摄经历吗？

康：主要感受是变化很快，变化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尤其是交通。比如，早些年去重庆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以及黔东南、湘西拍照，交通很不方便。那时候，那里还没通高速，几乎都是凹凸不平的险峻山路，一百公里的路程班车经常得跑四个多小时，有的线路车次又很少。直到2007年，渝怀铁路（重庆－湖南怀化）才全线开通客运列车。

赶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规模很大的吉首市乾州的场，每逢农历四、九的日子，十里八乡的人们就都来这里赶场，因为这个场在湘西最大，各种商品最全。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个乡镇也随之发展起来，商品非常充裕，不一定非得进城到乾州赶场了，原来赶场的个体户就在乡镇间流动起来。赶场一般是间隔五天一场，几个镇子间的距离差不多都是一二十公里。以湘西凤凰县为据点，逢农历五、十去吉信，一、六去禾库，二、七去腊尔山，三、八又下到山江赶场，这样按日期排行程，到湘西一趟能在不同乡镇间赶一圈的场。前几年开始，湘西的一些乡镇已经成了摄影团的打卡地。

早些年，交通不便，地区就相对闭塞一些。1994年，我去湖南怀化地区（1998年撤地设市）辰溪县，在当地老街上转的时候，在一座院子里拍到了一个在玩耍的小女孩。屋里出来一个老汉，质问我为什么拍，说我把他孙女的“魂”拍走了。我哭笑不得，解释半天也没用，只得把胶卷从相机里抠出来才算完事。但不管遭遇什么情况，我觉得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寻觅拍摄的过程就是在深入感知社会。

我始终觉得，摄影的乐趣就在于发现和挑战。我将自己的拍摄总结为发现、预判、提炼、表现八个字。

阳：有采访说“被你看到的画面基本跑不掉”，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康：这句话有些被夸大了。拍摄这些年，我将自己的拍摄总结为发现、预判、提炼、表现八个字。首先是发现，没有发现其他都无从谈起。其次是预判，一是对关系的预判，在看到拍摄主体时，我的习惯是前后左右都观察，心里对主角和陪体所处环境中的交集位置形成预判；二是对瞬间的预判，关系确定后，需要配合对交集时间的精准把控。再者是提炼，有用的框取进画面，无用的排除在外。最后是表现手法，对构图、快门速度等进行灵活应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盲拍和慌乱，只有不断练习自己的眼力，锻炼自己的思维，提升自己的敏锐度和反应速度，才能做到“抬手就是一张”。

除此之外，我会尽量弱化拍摄的动静，在若无其事中完成拍摄。许多影友拍摄会比较张扬，不会观察而且不懂得隐蔽，好多东西自然拍不着。再者，我拍摄时会格外注重对符号的联想。比如，苗族老汉身上背着一个有阿玛尼标志的包，戴个香奈儿标志的帽子，这样的对比就很有意味，但好多人看不到这些，看到也不会与时代、生活、矛盾进行主动联想。

李：你的作品具有“康式风格”，既能发现生活中大家司空见惯、视若无睹的小幽默、小趣味，但其中也有关系、有信息、有矛盾、有生活，是这几种的结合，其他人模仿不来。

康：我觉得拍照片就像练内家拳，应该是很平淡、含蓄的，里面得有值得琢磨的内涵。在《时代与方位》画册中，金宁对我作品的评论很精准，他说：“康泰森的作品有着十足的个人色彩，画面有着一眼就可以辨识出的‘康氏风格’，这实际上绝非易事，因为个人色彩与风格在纪实摄影中很难刻意生成。比如他作品中突出的戏剧性和幽默感，既出于其豁达的天性，也来自其职业本能，多年练就的硬功夫使他能更敏锐地观察左右，让画面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具备更多的画外意蕴。”这道出了我的创作路径和作品特征。

阳：在摄影过程中，对你影响较大的摄影师有哪些？你如何逐步确立自己的创作路径？

康：提到对中国摄影师的影响，绕不开玛格南。玛格南的新闻摄影整体蕴含着艺术表达，之后，久保田博二、马丁·帕尔等人的作品则形成一种独特的色彩，并将其转化为风格。对中国纪实摄影师影响较大的摄影师应该是刘香成。作为美联社记者，他的作品既有政治事件，也通过百姓生活反映国家发展进程。我想，如果我也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用北京人的眼光看四川、湖南，作品定会不一样。

我认为，摄影是一个不断打开思维的过程。我曾在中国美术馆看过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的展览，他的照片中有很多百姓生活的精彩瞬间，见微知著的同时又富有诗意，国内王文澜、贺延光等优秀摄影师的作品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让我认识到原来摄影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启发之余，我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创作路径。但是，我没有把精力放在模仿、“克隆”上，还会尽量避开别人的影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事讲清楚、讲生动，保持自己创作的纯粹性。此外，我会在不同的拍摄地点寻找不一样的东西，没见过的往往最能吸引我。我也不会利用镜头夸张、变形产生的压迫感强硬地让别人去接受，而是在横平竖直及细节的组合中营造出平稳、平淡的画面，注重的是对画面的经营。至于拍到拍不到，我没有发稿的要求及其他硬性任务在身，也不必顾虑别人喜不喜欢，拍到固然好，拍不到也无所谓。

阳：你一般使用什么相机、镜头来进行游走式抓拍？你会对作品进行后期处理吗？

康：我认为器材就是工具，岁数大了，近年习惯使用相对简单的器材。一部尼康D500（DX格式、非全幅）相机，配一支16－80mm（相当于全幅镜头24－120mm）的镜头就足够我使用，甚至我还有许多作品是拿卡片机拍摄的。之所以选择简便的相机，是因为当我看到拍摄对象后，它能让我迅速完成拍摄，反之，在我看到、掏出相机准备拍摄的功夫，场景早就消失了。焦段我一般用中焦，除非遇到没有拍摄机位但又必须得拍的情况，我才会用广角，尽量避免画面的变形。我只会对作品进行微调。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尽量一次拍摄而成，确实需要的话会进行适当裁剪。

我认为，散点式碎片记录或田野调查式都是摄影的方法，二者都是对一个地区和一个生活时代的记录，是为大时代保留下变迁印迹。不管选哪一种，适合自己最重要，我选择的是前者。

李：街拍几乎都会遇到抓拍还是摆拍的问题，你的作品很少调动现场。

康：街拍时我从来不调动。我觉得摄影的乐趣就在于不复制别人，不去导，不去摆，拍到是所有积累瞬间的爆发，拍不到也是经验的积累。我没有摆拍的习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别人摆拍。我始终觉得，没有发现的摄影不具有挑战性，也没有意义。

我觉得世界昨天和今天不一样了，去年和今年更不一样，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中，纪实摄影的魅力就在于不可复制。

阳：拍了几十年，为什么对街拍情有独钟呢？

康：即使同一个地方去过许多次，我也从不会厌烦，并且永远保持新鲜感，再平淡我也争取看出“戏”来。而且，我拍这些生活小品很上瘾，看到就想拍下来，不拍不行。因为我觉得世界在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便不一样了，昨天和今天也肯定不一样，去年和今年更不一样，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中，纪实摄影的魅力就在于不可复制。

阳：很多人也在模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影友？

康：摄影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内涵。在掌握摄影的基本技术与感觉后，我就会鼓励我的一些影友放弃“克隆”，主动发现，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习。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加入过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广角”有“广纳”的涵义，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培养了许多摄影人，在媒体工作的、获金像奖的，都不在少数。可以说，北京广角摄影学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最初，月赛我都入选不了，到了90年代中期，通过“广角”的熏陶，我也进步了，慢慢地才为大家所知。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设过5次年度流动奖杯，每年拿到3次月赛一等奖可以得到奖杯，前两年的奖杯被我捧走了。因此，作为一名摄影师，首先要保持工匠精神和业余精神，其次就是低调地、踏踏实实地拍。

有些影友通常喜欢热闹，创作路径通常是拍一些节庆类活动，然后给比赛投稿。但做了许多比赛的评委后，我觉得还是要勇于脱离扎堆创作的模式，因为扎堆创作很容易雷同，而且体现不出真正的创作水平。但如果换为新颖的拍摄内容，并与城市宣传的需求相契合，即使技术、画面欠缺一点，成功率依然会大大提高。

阳：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分享、推广你的作品呢？

康：目前，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偶尔会推送自己的作品。早期，经常会有别的微信公众号联系我，想发表我的作品，我一看还挺有意思的，于是就自己开通了一个账号，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也不为了挣钱、积攒流量，只是纯分享，没想到吸引了不少人。

点击率比较高的有《静观北京》《背后有“戏”》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有影友问我该拍点儿什么，我说设置路障、抗疫标语这些措施全国各地差异不大，疫情发生地武汉最应该去拍，但我们去不了。于是，我建议他立足自己所在的凤凰小城，将原来人山人海，下暴雨还打着伞游玩的景象与疫情期间的空空荡荡作一个对比。而我身处北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是头一次经历这么冷清的春节，头一次看到这么清静的京城。具体怎么表现疫情下的北京？我拍了一组春节（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期间的北京。过去，我的镜头主要对准人，这时候没人了，便只能用空场景和有限的人拍出让人产生共鸣的作品，以情动人，王府井、珠市口、大栅栏、前门、什刹海、烟袋斜街等北京标志性的地方我几乎都拍了，前前后后出门拍了50多次，每天平均走上万步，这也是近十几年来，我在京拍得最多的一年。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一幅画面中有正确使用口罩的宣传画外，全篇没有刻意强调疫情，因为，画面就足以传递所有信息，且不言自明。点击率比较高的还有《背后有“戏”》，这一组集结了百余张从背后拍摄的生活影像，趣味十足。

李：你认为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应该符合什么标准？

康：我认为，纪实摄影作品应该具有时代特征和生动性。我自己会比较注重细节，对时代元素进行提炼，生动的同时还特别能说明问题。好的纪实摄影作品运气是一方面，把控能力也很重要。一是运气来了要能把控得住，二是要锻炼在普通场景中发现新意的能力。有时候，场景中的画面关系变化后，几乎是在下意识中进行抓取的，也有时候画面中会有元素的突然进入，使画面一下子就活了起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阳：拍了这么多，有展览或者出版计划吗？

康：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去拍，但我每天都会对当天的作品进行整理。一般我会把作品分为两版，一版是原文件，一版是挑选、处理过后的。但早期胶片数量庞大，电子化工作目前还在逐步完成。现在，老照片的价值越来越高，但我认为拍摄和使用并不一定要同步，需把握好度。有些有趣、有价值的瞬间必须先拍下来，但不一定适合拿来用。我的照片就适合自己品味、适合跟影友们交流，不太适合参加比赛。

出去太有意思了，每次都能发现新的东西，以至于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拍摄中了。其次就是照片确实太多了，虽然在不断整理，但展览、出版还需要从长计议。

阳:谢谢!

作者简介

康泰森，1956年生。自由摄影师、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1985年开始用相机创作，1986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参赛并获奖。1992年调入《中国化工报》任摄影记者。2001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同年获第５届中国摄影金像奖。2003年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的“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2004年担任第21届全国影展评委。2007至2014年曾任《新旅行》和《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签约摄影师。2014至2016年任全球摄影网总监。

*原文刊载于2021年第4期《中国摄影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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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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